◆手机实名制应逐步推进

　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信息经济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曾剑秋谈及手机实名制时表示：“手机实名制是众望所归，势在必行，但不会在短期内一蹴而就，应该逐步推进。”曾剑秋认为，手机实名制的对象首先应该选取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。

　　一些法律界人士对手机实名制的合法性、安全性等问题提出了疑问和建议。

　　◆手机实名制无法可依

　　《南方日报》刊登署名程鹏的文章。作者认为：作为国务院下属行政部门，工信部对电信行业的监督管理权只限于国务院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电信条例》)，然而，《电信条例》恰好没有任何有关手机实名或者手机接入业务需要前提条件的内容。也就是说，工信部强推手机实名制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。在目前手机实名登记的事宜上，运营商只能主要针对新入网用户提出“必须”性要求，但这种行为在本质上并非强制推广，而是运营商针对入网客户提出的一种签约条件，客户完全有权选择不答应。只要没有相关法律出台，其实用户都是拥有反对这一不合法要求权益的，这也正是目前实行手机实名制的法律风险所在。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规定的做法不甚可取，因为无法可依。

　　◆手机实名制必须立法

　　“手机实名制是一把双刃剑，利用得好能够有效遏制垃圾短信，利用不好就会造成公民信息安全、隐私权等难以保障，继而影响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。”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，手机用户之所以收到如此多的垃圾短信和不良信息，就是因为运营商在保护个人通信信息方面出现疏漏。虽然不排除其他途径泄露个人信息的可能，但是运营商是主要责任者。目前，作为消费者，没有获取任何有关手机实名制方面的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信息，也没有获取监管机关和运营商对消费者信息安全的承诺。

　　一旦实行手机实名制，垃圾短信和不良信息得不到控制，消费者的通信自由、个人信息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，消费者必然会淘汰手机实名制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》对身份证使用有严格限制，手机实名制必须立法才符合居民身份证法律制度。

　　◆制定具体实施细则，增加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条款

　　《法制日报》近日刊登署名阿拉木斯、卢江玲的文章：“对实行手机实名制的立法建议”。

　　文章说：首先，作为监管者，最主要的任务莫过于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，使得自身的行为有法可依，为实行手机实名制提供法律依据。手机实名制作为网络实名制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有必要进行单独立法，一方面可以促进手机实名制的实行，另一方面可为网络实名制立法提供借鉴。目前，很多国家对手机实名制进行了立法，我国在立法时可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，如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推行手机实名制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，在立法的基础上，由政府监督短信服务商、电信运营商等开展严格的自律和自查自纠，通过严格执法实现对短信市场的有效治理。此外，手机实名制要增加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条款，明确泄露个人信息的惩罚措施，使得手机用户得以放心支持手机实名制的实行。必要的时候，在刑法中可增加关于泄露个人信息罪的规定。在立法的同时，配套加强社会及个人信用体系建设。其次，作为运营商，应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，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，同时加强组织内部的监督管理，防止不法人员窃取用户信息进行不正当交易。

　　同病异治，辩证施治

　　谈到手机实名制，不少专家、学者都推崇韩国、日本等手机实名制实行比较早的国家的经验，这些国家完成了相关立法工作，而中国则是在相关法律尚未健全的情况下，先行一步推广手机实名制。不过，据业内人士介绍，韩国等国家的手机实名制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完善。

　　记者认为，韩国的经验也好，日本的做法也罢，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。中医讲究“同病异治”，也就是根据不同病人的体质、寒热程度，辩证施治，因人而异、区别对待、对症下药。中国的国情与国外不同，超过8个亿的移动用户数量、不够健全的法律法规、手机实名制的声音从强到弱，这些现象透露了一个明确信息：手机实名制本身尚不完善，还有很多相关立法工作要做。

　　手机实名制相关法律法规、制度的制定，要求制定者具有负责、严肃、审慎的态度，且有必要广泛征求消费者、运营商、法律界等各方意见，以完善用户权益和信息安全保障等相关法律制度措施。毕竟法律法规不是儿戏，不能朝令夕改。用户、运营商及市场参与者，一定不希望看到不够成熟、不够完善的法律法规。中国手机实名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，需要符合中国国情，需要辩证施治。

　　(中国电信业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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