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施网络实名制，到底会使社会更稳定，还是更不稳定，现在难以轻断。
    我们如果事先不去研究互联网，被互联网冲得手忙脚乱之后，仓促上阵，又不肯听专家学者的意见，仅凭行政官僚的直觉，就会本能地往最容易免责而无助于解决问题的方向治理互联网，哪怕以后洪水滔天。如果实行网络实名制，会把网上噪音暂时压下去，让领导不再批评，不管这样做的长期效果是什么，相信行政官僚会毫不犹豫地去做。然而跳出政府短期行为的局限思考互联网，就会发现，我们还有一些更基础的功课，由于历史的局限还没有条件完成。
　例如，我们是否思考过，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究竟是一种社会形态，还是两种社会形态。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信息社会的经济基础，就急急忙忙为它搭建上层建筑，会不会把架子搭歪了？又如，我们还没有深思互联网的域名和身份，与实体存在是在同一个世界中，还是在不同的世界（如波普尔所说“世界三”）中，进而没有细想公共领域、个人领域（同质公民权利）和私人领域（异质自然权利）的区别。举例来说，在日本，同是成人内容，对手机与对DVD的治理是不同的。手机是一个人看的，属于私人领域，与“夫妻在家看黄碟”是一个性质。但我们有可能把私人领域混同于公共领域。等等。
　在对所有这些类似前提假设的问题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，先规范后发展的结果，一定是用传统社会的思路去治理信息社会，必然会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脱离。很容易产生的倾向是用网下社会的模式向网上的社会套，甚至可能在一些个别事例的刺激下，产生网上比网下管得更紧的治理冲动。良好治理的关键是克服政府的短期行为倾向，从长治久安着想考虑问题。
　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，先发展后规范是更加稳妥的办法。当前，在通过IP地址同样可以找到发帖人的技术条件下，仍然实施网络实名制究竟将是出于何种考虑，应摆到桌面上来，充分地与网民沟通，求得广泛社会理解；否则，应慎重、缓行。也有专家提出限制网络实名制的范围，如国政通CEO杨宝升曾建议，“在中国可以分不同对象、不同网络业态实行网络实名制。比如在一些涉及敏感话题、网上交易、严肃交友等方面就可以尝试。”　　
    历史上重建社会契约，往往要通过战争、革命等激烈的社会变革，才得以实现；如果只凭行政部门意愿，一纸政令就付诸实施，就有可能在不太正确的方向上，锁定最初的路径，从而产生系统的偏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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