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究表明，社会谣言特有的使人感兴趣的话题和听起来“很有道理”是其主要原因。研究“都市传奇”的美国社会学家詹·哈罗德·布伦凡特（Jan Harold Brunvand）认为，“虽然细致的考察能豪无例外地发现这些谣言是毫无根据的”，但这类传闻听起来却“很有道理”（[美]，戴维·波普诺，1999：605）。社会谣言在传播过程中，对其真实性和逻辑性往往提供某种了“有力”的证明，比如说“据某人亲眼所见”、“据某权威人士所言”。我们以发生在江苏南京郊县的社会谣言“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’非典’”为例，在科技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，人们由于对瘟疫，诸如鼠疫等疾患的恐惧，并最终在想象中成功地虚构了一个“瘟神”的形象，而放鞭炮就是流传于民间驱赶“瘟神”的一种好方法，在今天农村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建房上正樑要放鞭炮驱赶“鬼神”的习俗。当“非典”疫情袭来，当人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疾病，一个暂时没有特殊药物治疗的疾病的时候，深睡在人们内心文化角落的恐惧又一次被唤醒，听起来“很有道理”的说法与这种恐惧情绪最终影响了人们对信息的社会评价。
　　4．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
　　社会谣言往往“被说成是发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的真实故事（[美]戴维·波普诺，1999：605）”，它通过“面对面的交流”或通过某种媒体进行传播。就像“刚出生的婴儿传授防非典秘方”一事，由于它的信息传播链是由亲朋好友组成的，因而信息的信度也由此得到了强化。
　　2003年5月份，当此谣言在南京郊县盛传的时候，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些当事人：“刚出生的婴儿会讲话，并传授防’非典’秘方一事，你们看到了吗？”回答是：“没有亲眼看见，我们是听朋友讲的”，“某某亲戚打电话告诉我的，等等。”在这里，这种以亲友为主信的息传播链获得了初级社会群体的性质，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强化了信息的信度，当然，在信息时代，亲友间“面对面的交流”既可以是面对面直接互动，也可以是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以及短信方式的间接互动交流。

 
　　二

　　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，网络已不仅仅是一种全球性信息技术系统，而是发展成为“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其物资基础，以发送和接受信息为核心，以反映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包括人类网上生产方式，生活方式，交往方式，思维方式等在内的文化形态。(董娅，2006：333)”
　　1．新颖的传播渠道
　　信息时代，“道听途说、耳语相传”已不仅仅是社会谣言传播的唯一渠道，“第四媒体”和“第五媒体”成为社会谣言传播的新选择。所谓第四媒体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传送文字、声音和图像的信息传播工具。所谓第五媒体是指基于手机平台的短信发送。在信息时代，利用以上两种新传媒流传社会谣言的案例越来越多。在2003年“非典”时期，各种人群利用互联网平台散布社会谣言的案例十分普遍，令人难以统计，一时间，有关此类报道也是经常可见，如“女大学生网上扰民心：沈阳破获首例非典谣言案”（谢诗建等，《沈阳今报》，2003.5.1）；“两名女研究生网上散布非典谣言被处以行政警告”（《楚天金报》2003.5.1）“转发’非典’谣言短信息，一农民被拘15天”（《中华网》2003.4.27）等等。今天，社会谣言在传播途径上已经突破了“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”，开辟了新颍的传播渠道。
　　2．瞬间的传播速度
　　克兰兹伯格第一定律认为“技术既无好坏，亦非中立（[美]曼纽尔·卡斯特，2001：90）”，信息技术革命在推动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，也为社会谣言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温床。与传统社会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相比，社会谣言在信息时代获得了“瞬间的传播速度”，也就是说几乎达到了异地“同步”。如发生在2003年“非典”时期的广东第二次抢购风波，前后仅花一天时间，谣言就已传遍广东全省主要城市，“2月12日上午，肇庆、清远出现购盐人潮，其中清远最为突出；中午12时后抢购风迅速蔓延至江门、湛江、澄海、汕尾等城市，之后扩展到抢购大米、食用油、调味品；傍晚时分，抢购风波及深圳、珠海、东莞等珠三角大城市；傍晚6时后，广州卷入抢购风波（李香平，2003：15）。”社会谣言的这种传播速度是传统社会所难以想象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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