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外，针对许多个案的研究表明，社会谣言的流传是受一定阶层和区域限制的，也就是说社会谣言总是在它适合的群体和地区内流传。如“都市传奇”的流传范围只是在都市，而非乡村，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微波炉的农民来说，他绝不会去传递“微波炉里的狗”的谣传的。而相反，有一些社会谣言则多发生在乡村，如“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‘非典’”，由于农民受自身知识水平和信息判别能力的限制，此类在城市居民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事，只有在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中才得以传播。为此，社会要根据不同的群体和地区开展不同的宣传和教育，教育人们有效使用信息，提高公众的信息判别能力。
　　4．重拳出击，依法严厉打击制谣、传谣者
　　社会谣言是一种“反权力”（陈新汉，1996：55），仔细分析该命题，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解释。首先是主观角度，即制谣和传谣者主观带有不良的动机，他们或为报复社会、或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故意制造和传播社会谣言，对于此类问题的处理，就应按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的规定，予以严惩。其次是客观角度，即制谣、传谣者本身虽然不是出于反社会的目的，但是社会谣言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却是“反权力”的，如“非典”时期出现在互联网上的社会谣言，其制谣者的真正目的是“吸引眼球”，提高点击率，但是对那些虽无主观恶意，而在客观上却已经扰乱了社会秩序的制谣、传谣者来说，理应受到惩罚。2003年“非典”时期，仅四至五月不足一月的时间内，“北京、广东、河北等17个省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借非典问题利用互联网、手机短信制造传播非典谣言案件107起，依法刑事拘留12人，治安拘留33人，罚款20人，行政警告25人，批评教育24人（《中国新闻网》，2003.5.9）”。
　　参考文献：
　　[1]陈新汉，1996，《社会谣言的社会评价思考》，《求索》第2期
　　[2][美]戴维·波普诺著，1999，《社会学》（第十版）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　　[3][法]卡普费雷，1991，《谣言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
　　[4][美]曼纽尔·卡斯特著，2001，《网络社会的崛起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　　[5]李香平，2003，《信息时代：群体突发事件如何应对：对广东非典型肺炎引发民众恐慌的思考》，《青年研究》第3期
　　[6]方益波编著，2001，《网络之音：信息世界疆域的终结者》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　　[7]蒋亚平，2002，《中国网络媒体现状分析和展望》，《中国记者》第5期
　　[8]编写组，1987，《社会学教程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
　　[9]邓东蕙主编，1993，《实用社会心理学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
　　[10]董娅，2006，《困惑于超越--西方文化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青少年问题研究》，人民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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